东湖西北岸的行吟阁前有一座屈原雕塑，是东湖甚至武汉的显著标志。雕像于1956年建成，创造者为周桐与黄光益。1966年，它被“”损毁，换成三位“工农兵”。直到1979年，因吟的一首诗，康复屈原像才提上日程。
近来，记者访问了老雕塑家杨林与康复者之一、雕塑家谢从诗，他们向记者叙述了东湖屈原像从建成到重生的故事。
据杨林考证，1950年12月，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东湖辟为城市景色区。次年2月，在时任东湖景色管理处副处长万流一的掌管下，行吟阁、屈原纪念馆、朱碑亭、长天楼等人文景观相继建成。但万流一仍觉得景色区短少“主角”，他提出想象，在东湖行吟阁前立一座屈原雕像。
1954年，年青雕塑家周桐被引荐到东湖雕塑室，与搭档黄光益一同开端屈原像的创造。1956年，屈原全身像竣工，矗立于行吟阁前，与其形状相同的胸像被安放在屈原纪念馆门前。
1956年10月，周桐与黄光益的雕塑著作《屈原像》(全身像和胸像)当选湖北省首届美展，获三等奖。获奖著作正是东湖屈原像的小样泥稿。
杨林回想，多年前周桐曾对他谈起，自己规划屈原形象煞费苦心。“他废寝忘食地思索，揣摩着屈原被放逐之后忧国忧民、悲愤难抑的心情，体现他散步沙渚、行吟泽畔的神态。”周桐构思了几种样稿，还曾到中南美专约请同行座谈。
谢从诗点评，这件著作代表了那个年代创造的高水准，“屈原面庞凝重，行吟的姿势精准，衣褶向后飘动，好像被湖上的风吹起，与周围的环境与特定的情境结合得非常好”。
1966年5月，“文革”反“四旧”，屈原像被砸毁，换上“工农兵”雕像，“行吟阁”改名为“红旗阁”，屈原纪念馆也被破坏。因为“工农兵”有三位，原有的台基容不下，再造者只好将台基包裹一圈水泥，使其顶面面积增大。
周桐曾向上级主张，湖边风大，屈原像的基座一定要扎实，西方的雕像也都是这样。这句话成了他崇洋的罪行和根据，他也因而被打成。
谢从诗回想，“文革”之后，东湖景区曾想过康复屈原像，但怕犯政治过错，谁也不敢命令撤除“工农兵”。1979年4月，旅游东湖，行至行吟阁时，提笔作诗：“泽畔行吟放屈原，为伊嗟叹有婵娟。行廉志洁泥无滓，一读骚经一肃然。”正因而诗，重建屈原像被提上日程。
当月，根据市委指示，为迎候日本大分市代表团来武汉(东湖)观赏，东湖雕塑室的谢从诗与陈国萍承当了康复屈原雕像的作业。“工农兵”像随后被爆炸撤除。
重建屈原像，参考资料只要一张原作正面照，后来又在梨园梨树林中找到屈原胸像的头部残块。谢从诗等先用泥巴康复了头部，由此估测，恢复了屈原的全身，再根据炸开后的原台基宽度，确认了人物跨步步幅。谢从诗泄漏，比较原作，康复后的“屈原”头身份额由1：7变为1：8，身段愈加高挑，更契合人物的气质。
“只要3个月时刻，使命适当急迫。”谢从诗说，为了按期竣工，他与陈国萍废寝忘食地作业，陈国萍还因而胃出血。1979年7月初，屈原像康复完结。
2012年3月，《武汉春秋》总第93期上，马肇刚撰文《黄景贤与武汉现代前期的城市雕塑》，文中称：“武汉东湖屈原雕塑像、运动员、大象，汉口中山公园的天鹅池组雕、少年足球石雕像皆为青年雕塑家、印尼归国华侨黄景贤精心创造。”
文章注销后，引起知情者的质疑与责备。雕塑家杨林、谢从诗、程林森以及周桐家族等知情者纷繁拿出根据，证明这篇文章的内容并不事实。2013年2月，杨林在《武汉春秋》发文《周桐与他的东湖屈原雕塑》，对马文进行批驳。马肇刚从始至终坚持沉默。
杨林以为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因为批评“本位主义”，公共艺术著作不允许署名，之后对公共雕塑作者的史料收拾作业缺失，老雕塑作者的确定易生争议。他们呼吁，赶快树立公共雕塑署名机制，让雕塑家得到应有的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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